汉魏以来，《易》学研究一向分为两大流派，即象数派和义理派。大抵说来，象数派重视宇宙变化的推测，义理派重视思维理论的研究。程颐《易传》就是义理派集大成的代表作。程颐答弟子问《易》说：“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又说：“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他认为理才是《易》学的本原，研究《易》学要因象明理，只要得其义理，象数也就在其中了。如果把穷尽象数当作研究《易》学的目的，那是舍本逐末，是方术家的作法，而不是儒者追求的目标。宋儒治经重义理，他们喜欢在解释儒家经义中，系统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完全不同于汉唐经师的笃守师说和章句注疏之学。程颐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在《易传》里面用理学观点对《周易》进行了全新的解释，他把“理”作为自己哲学的最高范畴，理不仅是《周易》象数、阴阳的本原，也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理的派生物。他认为《周易》作为一部筮书而能占筮，也只是一个“理”字在起作用。《易传》系统地论述了自然、社会和人生哲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这个体系以天理论为基础，论证天地万物得天理而常久不已、生生无穷。

天理生成一切，支配一切周易集解第三卷，而又超然独立于自然与人类社会，无所不照。这个理学思想体系，奠定了程朱学派的理论基础，对后世理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程颐的这个思想体系在我们今天看来自然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东西，但是他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却很精彩。如他解释《乾卦》：“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以元亨利贞为始、长、遂、成，认为它揭示了万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比以前的经师们专在文字训诂上兜圈子来得高明。程颐还认为人的价值在于道德意识，这也是一种比较健全的价值观。他在《贲卦》的训释中说：“君子所贵，世俗所羞；世俗所贵，君子所贱。”揭示了学者的价值观与世俗的价值观的对立，世俗所追求的是声色货利，富贵权势，学者所追求的则是道德学问，人格理想。我们今天读着这些格言式的警句，也不能不为他的深刻思想所震动。程颐在《易传》里的很多论述常常闪耀着辩证思想的火花。例如他提出的关于事物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就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动静相因，动则有静，静则有动，物无常动之理。”（《艮卦》）动和静是相辅相成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虽然作为具体事物总有静止的时候，然而从总体上观察，动比静更为根本：“先儒皆以静为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为天地之心也。

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复卦》）运动是事物存在的形式：“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和，则万物生成，故为通泰。”（《泰卦》）由于天与地、阴与阳相互交感运动，万物才得以生成。他认为只有运动不息的事物才有生命力：“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恒卦》）认为不动就不能长久存在。天地造化因为“动而恒久不已”才能“常”；日月星辰因为运动“恒久不已”才能“明”；寒暑相推，四时变化不已，才能成岁。他还认为事物发展到顶点就要走向反面：“物极则反，事极则变，困既极矣，理当变矣。”（《困卦》）象程颐这样充分肯定事物运动的普遍性并揭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周易集解第三卷，在古代哲学家中并不多见。前人评论《易传》，谓其“顺天命，阐儒理，切人事，明治乱，一以义理为归，而略于卜筮象数。”这的确是程颐的《易传》的特色。《周易》文字简略，涵义隐晦，程颐用自己的理学观点进行解释，使之明白晓畅。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使《易传》染上了太浓的理学色彩，非复《周易》之旧，而成为程颐自己的哲学著作了。洋洋洒洒写了近二十万言，成为同类《易》学著作中的煌煌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