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商，字子夏，为孔门十哲之一，因为年龄的差距，子夏被视之为孔子的后期弟子，然而他在传播儒家文献方面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汉书·徐防传》中记载：“《诗》《书》《礼》《乐》定于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而清朱彝尊在《文水县卜子祠堂记》中则称：“盖自六经删述之后，《诗》《易》俱传自子夏。夫子又称可与言《诗》，《仪礼》则有《丧服传》一篇，又尝与魏文侯言《乐》。郑康成谓《论语》为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赞一辞。夫子则曰：春秋属商。其后公羊、谷梁二子，皆子夏之门人。盖文章可得而闻者，子夏无不传之。文章传，性与天道亦传。是则子夏之功大矣。”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子夏在传经方面的所为，而朱彝尊则特意提到了子夏在诗学方面的重要贡献。自汉初传授《诗经》者有齐、鲁、韩、毛四家，而此四家的所本或多或少都与子夏有关系，《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诗经》二十八卷有鲁、齐、韩三家，又有《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该志中称：“三家皆列于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山西子夏墓碑
流传于后世的《毛诗》最为引起争论者，乃是《诗序》问题，郑玄在对亡佚的笙诗中称：“子夏序《诗》，篇义合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毛氏《故训传》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诗亡。”
故最早将《诗序》视之为子夏所作者就是郑玄，此后这个观点为汉唐以来的学者所本持，比如王肃在《孔子家语》中说：“子夏叙《诗》义，今之《毛诗序》是。”唐陆德明在《经典诗文》中亦称：“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
墓碑碑阴
然而韩愈却推翻了这种认识，他在论《诗序》时引用了晁说之在《景迂生集》中的所言：“善夫，韩愈之议曰：‘子夏不序《诗》之道有三焉，不智，一也；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
自此之后，不少的学者都认为《诗序》并非子夏所作，当然韩愈提出这种观点的目的乃是为了重塑儒学权威，他的观念对宋学有深远影响。但也有人认为《诗序》虽然非子夏作，但也有其价值在。关于《诗经》中的问题，《论语·八佾》中记载了子夏向老师请教《诗经》中的一段描绘之文，对于如何解读孔子的回答以及子夏对此的阐述，后世有着较大的争论，这段话的原文如下：
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碑券形制
子夏所问的那句话本是《诗经·卫风·硕人》中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天生丽质的描绘：“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子夏的所问，其中前两句出自《诗经》，后一句“素以为绚兮”则被学者视之为逸诗，而如何理解孔子所说的“绘事后素”，《尚书正义·益稷》中转引了郑玄的所言：“凡画者为绘，刺者为绣。”而《论语集解》中同样引用了郑玄注：“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
子夏墓在村庄外
但是朱熹对这段话的解读与郑玄不同，他在《论语集注》中称：“素，粉地，画之质也。绚，采色，画之饰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彩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谓以素为饰，故问之。”又对“绘事后素”诠释道：“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
在朱熹之前，孔安国曾对“绘事后素”和子夏所说的“礼后乎”进行过阐述，他认为孔子知以素喻礼，所以子夏才说“礼后乎”，为此而受到了老师的褒奖。因此子夏在老师的启发下认识到了礼是一种文饰，它是居于第二位的，而仁义方为第一位。但朱熹则认为“素”乃是画的质，也就是说在绘画之前必须要粉素，这与郑玄的解读不同。
河南的子夏墓
虽然后世有着这样的不同解读，但从孔子的赞赏之语来看，子夏曾就《诗经》问题向老师求证，而孔子赞赏子夏对于《诗经》内存含义的解读。
除《诗经》外，子夏也向老师请教《尚书》上的问题，《尚书大传·略说》中记载了子夏向孔子请教《尚书》之事：
子夏读《书》毕，孔子问曰：“吾子何为于《书》？”子夏曰：“《书》之论事，昭昭若日月焉，所受于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壤室蓬户，弹琴瑟以歌先王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上见尧舜之道，下见三王之义，可以忘死生矣。”孔子愀然变容曰：“嘻！子殆可与言《书》矣！虽然，见其表，未见其里；窥其门，未入其中。
卜林创建记
子夏对《易经》也有贡献，《隋书·经籍志》中称：“昔宓羲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实为三《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而李鼎祚在《周易集解序》中则讲述了从孔子之后到唐代的《易经》流传过程：“自卜商入室，亲授微言。传注百家，绵历千古，虽竞有穿凿，犹未测渊深。唯王郑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致使后学之徒，纷然淆乱，各修局见，莫辨源流。”
对于子夏向老师请教《易经》的问题，《孔子家语·六本》中有如下记载：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曰：“夫自损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决之，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谓也。道弥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人，故能成其满。博哉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子夏曰：“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
正在整修的神道
然而子夏所作的《易传》在后世失传了，流传于今的《子夏易传》则被研究者视之为伪书。
孔子订本的《春秋》，后世分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派，也均与子夏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中称：“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子夏墓碑
虽然这里说子夏等弟子不能修改老师所作《春秋》中的任何一个字，但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孔子作《春秋》后命弟子们仔细校勘。《春秋纬·春秋说题辞》中也说到了这件事：“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而《孝经纬·孝经钩俞诀》中则直接说孔子把《春秋》一书传给了子夏：“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某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以《春秋》属商子夏易传 提要，以《孝经》属参。’”
以上所讲乃是说《春秋》三传中的《公羊传》和《谷梁传》均为子夏所传，而三传中的《左传》也有人认为乃是子夏和吴起合著。《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称：“吴起者，卫左氏中人也。”可见左氏乃是卫国的邑名。
旁边的村庄
关于《诗经》的作者，司马迁明确地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以上这些都可看出子夏在传经方面的巨大作用，而其更为重要者，则是他在孔子去世后来到了魏国，他在那里受到了魏文侯的重视，《后汉书·徐昉传》的注引中称：“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有人认为他在西河教授的弟子远大于此数，只是因为孔子有弟子三千，而子夏为孔子之弟子，所以谈论到他所教授的弟子时数量递减。但子夏由此而开创了西河学派，却被后世所认可。
卜子夏传
子夏所教出的著名弟子，《史记·儒林列传》中称：“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此段话的最后一句中的“之伦”二字，后世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这句话应当是子夏等人的意思，并不是说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人都是子夏的弟子，而《吕氏春秋·当染》中则将这些人归为不同的弟子：“子贡、子夏、曾子学于孔子。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禽滑釐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釐，田系学于许犯。”
碑林也在田地里
可见吴起原本是曾子的弟子，然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所言：“（吴起）尝学于曾子，事鲁君。”而后吴起母亲病逝，其不归，故被曾子赶出，后来拜子夏为师。
关于子夏成为魏文侯老师的起因，《史记·魏世家》中载有李克跟翟璜的一段对话：“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
卜子故里碑
看来最早发现子夏师徒者，乃是魏文侯的弟弟魏成子，魏成子首先拜子夏为师，而后他将子夏推举给了魏文侯子夏易传 提要，而魏文侯也拜子夏为师。《史记·魏世家》又称：“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正是子夏的思想使得魏国成就了霸业。
以上这些都可看出子夏对于传播儒家经典的巨大作用，然韩非子在“儒分为八”中却并无“子夏之儒”：“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乐之儒。”
子夏第八十代后人卜范贤先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这是韩非承认法家出于子夏，也就是自己的宗师，故把他从儒家中剔除了。”
这是很有时代特色的一种推论，然子夏具有法家倾向，这种说法后世学者也大多从《韩非子》一书中寻找依据，比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称：
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今田常之为乱，有渐见矣，而君不诛。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简公受其祸。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
子夏主张乱世用重典，通过刑罚手段来加强君主权势，这与法家思想颇为一致。而对于子夏一派，郭沫若又称：“李悝、吴起、商鞅都出自于儒家的子夏，是所谓‘子夏氏之儒’。”
如果郭沫若所言不误的话，这就可以解释“儒分为八”中为什么没有“子夏之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