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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支撑。托尼·比彻将知识划分为纯硬科学、纯软科学、应用硬科学和应用软科学。借助于这种分类方法，学科可以划分为：纯硬学科、纯软学科和应用学科三种类型。不同类型学科的发展逻辑存在差异：纯硬学科主要遵循的是知识演绎逻辑；纯软学科的发展以社会与政治逻辑为主；应用学科主要是以实践逻辑为主。这种差异为一流学科分类建设提供了依据。中国一流学科建设应该通过分类引导，实现分类发展；通过分类评价，对一流学科建设实行动态管理；创设学科交叉融合的外部环境，促进一流学科协同发展。
●一流学科建设是多种类型的学科共同构成的动态发展统一体，必须在多重逻辑的基础上遵循多样的建设路径。
●不同类型的学科有其不同的发展范式与价值取向，在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应遵循不同的逻辑。本质上，学科是“高深知识”的存在状态，都要遵循知识演绎逻辑，但“基于纯粹学术界影响范围之外的原因而产生的学科”要更多受到社会与政治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影响。
●基于知识的内在制约性而形成的学科，以纯硬科学为代表，其发展逻辑是研究者在广泛的研究领域中筛选出既密切关联但又知识边界清晰明了的相关命题，在共同的范式下，将基本范畴内的知识纵横经纬，构建成一个具有规模性和组织性的宏大知识有机体。一旦学科边界正式确立，不易随时发生更改除撤。
●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代表的纯软学科，绝大部分都是在意识形态或利益的基础之上建构的，以人的主观意志活动为自变量，以活动的结果为因变量的知识体系，受现实利害关系的影响，更偏重于价值判断和人的意义追寻。
●应用学科的深层逻辑是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跟不上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以研究应用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Ⅱ逐渐超越了以认知理性为基础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Ⅰ。知识生产模式Ⅱ转变了为知识而生产知识的逻辑，强调在应用情境下产出知识，使科学角色逐渐融入社会角色。
●在一流学科建设中，以知识逻辑为基本特征的学科，注重基础研究和原创性创新，要继续保持学科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与发展性，营造追求真理的氛围，鼓励对知识本身进行探索的兴趣；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延续文脉和中国特色发展，发挥基础文科在民族精神、社会价值和学校文化形成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应用科学在发展过程中，要突出应用性，以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为指引，服务国家重大需求，走出“象牙塔”，走进工厂，走入生活。
●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对于基础性硬学科的评价，在评价形式上采取成果评价，以代表性论文为主；在评价方法上，可以参照国际通行的方法进行评价。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的评价，不能采用绝对的功利性的评价标准，而是要考虑到特殊学科的文化时空和多元的价值格局；对于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可以采用成果或产品评价方式。
文/刘艳春
作者简介/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
文章出处/《江苏高教》2019年第8期8-14
关键词/学科分类；学科发展；一流学科建设
一、学科分类体系与学科类型
学科是高校的组织细胞，是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功能的重要载体。“学科分类体系是世界科技、教育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基础，其中心问题是基于一定的原则，对现代科学的庞大体系中各门学科的对象和领域加以揭示，确定它们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位置，并以严格的逻辑排列形式表述这些关系。”[4]
（一）学科分类现状
学科源于知识规划，而知识是随着人的实践而发展的，其规划具有人为性，因此学科具有动态发展性与相对性。学科分类的方式与标准也随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不断变化和拓展。视角和场域的差异导致了学科分类体系的多样性，如英国、澳大利亚和亚太经合组织都有不同的分类标准；即使在同一国家内，也存在多种学科分类方法，如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将学科分为13个门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域代码国家标准GB/-2009》依据学科研究的对象、特征和方法等将学科划分为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和人文与社会科学5个门类。这种分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科学技术统计与管理的实际需要，但忽视了学科间的异质性。
不同学科分类的粗细程度不同，所以适用的范围和场景也各不一样。当前关于一流学科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科发展形态、学科布局结构、发展模式和学科发展战略等方面，张继平，覃琳宽泛地概括分析了“双一流”分类建设的难点与路径[5]，但并没有提出具体学科分类方法；宋亚峰等以中国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为研究对象，对其学科布局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笼统地概括了学科生成机制[6]，但忽略了学科的差异性；王宝玺以“6所亚洲全球顶尖年轻大学”为例，同样通过量化分析学科布局结构，总结出年轻一流大学学科设置特点，但局限于学科建设与院校发展的关系[7]；钱颖一通过研究“若干所美国知名大学、学院、学科设置三个层次的共同规律，提出了我国学科分类的具体改革建议”[8]；王小力[9]、武建鑫[10]都从“学科分布结构、发展模式、特色战略和绩效特征”等方面对全球有代表性的大学学科的跨越式发展进行研究，并对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对策、制度空间等做了探讨。
这些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为高校建设一流学科提供了借鉴与启示，但由于缺乏对学科分类这一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忽略了不同学科各有其发展逻辑，“一刀切”的建设方法导致学科建设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不强，不利于一流学科生态发展。借助托尼·比彻的学科分类方法，从知识的本质差异来认识学科属性及其根本特征，对一流学科建设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
（二）认识论角度下的知识“四分法”：“硬/软”科学与“纯/应用”科学
托尼·比彻在C.P.斯诺学科“两分法”（自然学科领域和人文学科领域）的基础上，借鉴了科尔布（Kolb）和比格兰（）的“硬科学和软科学、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分类方法，最终从认识论角度提出了包含四个领域的知识分类框架，即：纯硬科学、纯软科学、应用硬科学和应用软科学。这种分类方法不仅简易方便，更注意到了社会因素的影响作用，凸显了学术领域的认知特征和研究群体的社会特征，使学科范围间的界限更加清晰合理。
“硬和软”“纯和应用”两个维度，又可以细分为四个象限。纯硬科学，强调的是知识的“纯度”和“硬度”，“纯度”是指此类知识具有独特的范式，有明确的客观性和边界清晰度，存在标准的正误评判指标和精准的测量方法；“硬度”是指学科知识发展的稳定性和线性，知识以晶体或树状结构稳定累计生长。此领域内的研究者能够在统一的准则下认同未来学科发展趋势；学科成果表现为“强有力的”可以普及的重大发现、组织事实和规律，通常以学术论文为表现形式，由于标准明确可以量化因而具有国际可比性；其价值取向是工具主义。典型的学科，如物理学、数学、化学和天文学等。
纯软科学的“软”表现在知识划分标准的灵活性，即不强调知识划分的硬性指标，而是专注于知识的价值性，强调多元化的学科分类方法，这以人文学科和纯社会科学学科为典型代表。如，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生长方式具有特殊性和重复性，秉承的是价值理性，彰显主观性，其评判标准也具有争议性，无法用量化指标进行规范与检验，即“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类学科的知识边界比较模糊，相邻知识领域渗透性明显，其成果难以像纯硬学科那样进行准确的判断与测量。
应用硬科学包括“应用”和“硬”两个方面。“应用”强调的是技术，专注于“器物”层面，追求实用性和功用性；“硬”强调的是知识的真理性与合逻辑性。这类学科的知识发展目的性强，强调将硬性知识付诸实践，一般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来评估产品或技术结果。
应用软科学通常指应用社会科学，强调知识的实用性、功能性和功利性，注重专业实践，将软知识（通常是案例研究和案例法则）内化为职业技能，最终形成规约草案或程序步骤。这类知识最明显的特征是内求性，不像纯硬科学或者应用硬科学能在一定周期内将知识转化为物化产品或者转化为提高社会生产生活效率的手段与工具，而是注重文化的精神价值追求，例如，教育学、法学、行政管理等方面，若采用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标准来做出判断难免失恰。
（三）四类科学相互之间的关系
四类科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首先，科学范式是区分软硬科学的主要标准。硬科学有严密而坚固的知识壁垒，有“逻辑严谨的一系列观点，就像我们做拼图一样，每一个新的学术发现都天衣无缝地镶嵌进这幅图画里”[12]，研究问题明确而狭窄，通过定量以线性发展来逐步完成知识的积累，因此其新成果都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根据因果关系、普遍的结论和普通法则演变而来。而软科学恰恰相反，它没有严密的知识壁垒，“各种观点链接松散，没有很强的关联性，没有很强的整体发展框架”[13]。因此，它也没有统一的问题定义和理论结构。在对一个新问题进行阐释时，用定性的方法整合大量的论据，来支撑结论的成立。这种以问题决定研究方法的方式正好与硬科学中研究方法决定问题的方法论相异。由此可见，严谨的逻辑和紧密的结构是区分软硬科学的重要标准。
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区分主要体现在“应用”上，即对应用的关注程度。纯科学以知识本身的发展逻辑为驱动，而应用科学则侧重于对知识的实践与应用。同时，纯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基础，纯科学发现原理，其知识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特征，代表着科学发展的深度；应用科学一般是新时代的前沿科学，是该科学领域的引领者，代表着科学发展的高度，所以没有一流的纯科学，就难以形成一流的应用科学。
二、不同类型学科的发展逻辑
不同类型的学科有其不同的发展范式与价值取向，在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应遵循不同的逻辑。本质上，学科是“高深知识”的存在状态，都要遵循知识演绎逻辑，但“基于纯粹学术界影响范围之外的原因而产生的学科”[14]要更多受到社会与政治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影响。
（一）纯硬学科以知识演绎逻辑为主
学科是知识的一种表现属态。虽然学科划分是知识聚集到一定程度的人为活动，而且在学科构建过程中交织着各种逻辑的较量，但是作为系统化、专门化的知识理论体系，学科首先是在知识的分化与综合演绎逻辑基础上形成与发展的。
所谓学科的知识演绎逻辑，指超越人的主观意志，即它的发展不挟持任何个人私心，真理性是其唯一的价值关怀和终极追求，知识作为理性思维的化身，其运行发展具有内在的伦理，不受外界任何社会利益关系的干扰。如康德所说，“知识有其自决、自我证成的建构与运行轨迹，它们只听命于自身逻辑的召唤”[15]。可见，知识逻辑对学科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内在规约性。卡尔·波普尔曾指出，这种内在逻辑是“科学知识在增长与发展过程中的‘量的积累’与‘范式转化’”，“是学科发展从学科简单综合到学科分化，再到学科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等等”[16]。
基于知识的内在制约性而形成的学科，以纯硬科学为代表，其发展逻辑是研究者在广泛的研究领域中筛选出既密切关联但又知识边界清晰明了的相关命题，在共同的范式下，将基本范畴内的知识纵横经纬，构建成一个具有规模性和组织性的宏大知识有机体。一旦学科边界正式确立，不易随时发生更改除撤。
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和规范的研究方法是知识演绎逻辑的主要特征。在学科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其学术成员遵循同一种知识传统、学术规则和行为标准，逐渐组成学科共同体，最终形成“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范式“具有标准化的特征，使实践者免于长时间思考和认知存在的问题”[17]，知识逻辑的内在张力和科学分析的高效性使研究者接受范式。“知识和组织的学科化结构能为个人提供坚实的基础教育训练，给予他们学科认同感。学科的团结、来自学科同行的期望和奖赏都会鼓励个人遵守这种规则。”[18]同时，诉诸知识逻辑的范式才能使学科获得科学上的正当性与优势。
此外，知识本身的演化发展，构成了影响学科发展的初始因素。如大学最初只有四大学科：哲学、医学、法律和神学。后来随着知识自身的分化与综合，基础学科逐渐以线性方式衍生出新学科，新学科进而与相邻近似学科又交叉融会形成学科群。如生物医学工程和机械及航空航天和制造工程，等等。这些由单一学科派生或相融产生两门学科甚至多学科的变化方式遵循了知识本身分化与综合的逻辑。
（二）纯软学科以社会与政治逻辑为主
学科除了遵循知识生长的内在发展逻辑外，还受到社会与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克拉克曾指出，“知识是通过世世代代累积起来的，各门学科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随时间迁移而发展”[19]。因此，尽管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对以往知识的传承算命学知识体系，但同时学科的发展又兼顾时代性。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学科为了不断满足社会的新需求而发展完善，它“反映所处时代的基本特点，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性、历史性的特点”[20]。
作为学校知识教育的重要载体，学科成为意识形态和知识控制的重要工具。符合统治者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逐渐被强化为热门学科，进而产生“马太效应”。而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逐步消减。虽然求知是人的天性，但在行政权力的约束下，知识的有用性成为主要的价值取向。自上而下的权力不断规划着知识，影响着知识的生产方式和知识产品的具体内容[21]。华勒斯坦高度认同福柯“学科制度化的影响远不止于知识范畴本身算命学知识体系，它同时还代表着一种权力运作过程”[22]的观点，并提出，“学科与规训是同一个词语；学科的形成、分化以及组织模式是一种通过知识的生产和知识的传递来影响他人、巩固权力或获取利益的运作过程，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力丝毫不逊色于任何宏观层面的东西”[23]。
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代表的纯软学科，绝大部分都是在意识形态或利益的基础之上建构的，以人的主观意志活动为自变量，以活动的结果为因变量的知识体系，受现实利害关系的影响，更偏重于价值判断和人的意义追寻。纯软学科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极易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制约与规训[24]，体现出工具理性，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国家性。国家通过政治制度的约束力来影响学科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强调知识为国家社会服务的理念。人们学习纯软学科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化的过程。
（三）应用学科以实践逻辑为主
布鲁贝克指出，“虽然高深学问追求真理和客观性本身具有认识价值，但并不能否认高深学问还具有应用价值。高深学问为我们理解自然和社会问题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解决现实中各种问题提供了可能”[25]。学科发展是在现实需求下不断被开发的过程。实体形态的学科，用克拉克的话说，其活动的“共同内容就是知识操作”[26]，而其本身就是“发现、保存、提炼、传授和应用知识”[27]。随着国家和市场对科技知识成果的需求日趋强烈，对知识的实践应用性要求越来越高。
社会变革的发展，科学与技术的交互作用带动知识呈指数式增长，学科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耦合。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新兴产业的快速涌现，对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大量应用学科在实践中应运而生，尤其是应用软学科。其在融合传统学科的基础上，不断满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行业特色产业发展的需求。
其深层逻辑是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跟不上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以研究应用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Ⅱ逐渐超越了以认知理性为基础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Ⅰ。知识生产模式Ⅱ转变了为知识而生产知识的逻辑，强调在应用情境下产出知识，使科学角色逐渐融入社会角色。
三、一流学科分类建设的路径选择
托尼·比彻从认识论的角度划分学科，展示出了知识系统的复杂性：不同类型的学科各有特质、研究方法和规律。因此，狭窄口径或者单一尺度划分出的学科将带有浓厚的制度规约色彩与僵化状态，不利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托尼·比彻的学科分类观为我们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多重逻辑提供了学理基础，即不同类型的学科建设既要以历史传统为基点，又要使学术逻辑和社会需要逻辑形成适度的张力。
（一）分类引导，促进一流学科分类发展
虽然“总体方案”明确提出，“高校要根据自身实际，合理选择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科学规划、积极推进”。但是通过分析42所一流大学建设方案的一流学科整体规划，发现仍有七分之一的高校忽略了“纯硬科学”“纯软科学”“应用硬科学”和“应用软科学”之间的差异，未进行分类引导。只有部分学校明确提出分类发展，见表1。他们在一流学科建设中根据不同门类学科发展模式和发展需求，加强学科顶层设计，制定分类分层次的学科发展路径。
在一流学科建设中，以知识逻辑为基本特征的学科，注重基础研究和原创性创新，要继续保持学科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与发展性，营造追求真理的氛围，鼓励对知识本身进行探索的兴趣；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延续文脉和中国特色发展，发挥基础文科在民族精神、社会价值和学校文化形成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让略显厚重的人文理念得以继承和发展，适应现代社会的潮流与趋势” [28]，但又不能越俎代庖，取代学科特色，而发展为国家培养意识形态的工具，要引导学科保持学科本色；应用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与“知识的高度分化与社会分工制度的对接”[29]，要突出应用性，以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为指引，服务国家重大需求，走出“象牙塔”，走进工厂，走入生活。提升研发能力，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将知识创新、科技进步和学科发展相融合，发展知识服务社会，努力做到软硬兼具，既要突出区域特色又要统筹行业发展，既要突出重点又要整体协调，积极打造优势特色学科。
（二）分类评价，实施一流学科动态管理
不同类型的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发展逻辑、价值取向，但是在一流学科建设遴选过程中，采用“一刀切”的评价标准，规定了相同的建设周期，不利于学科多样化发展。在惯性思维的影响下，我们的一流学科建设过度重视理论框架，而忽略了学科发展的多重逻辑与环境因素，而“实际上，在学问的圣殿里有许多厅堂。在有的厅堂里，学者是通过在隔音的实验室里拨控制盘来验证真理的；在另一些厅堂里，他们是通过在喧闹的城市、福利中心、诊所、法院等地方参与工作来积极验证真理的；还有一些厅堂里，一些孤军奋战的思想家是在静寂的图书馆里通过钻研故纸堆来验证他们的思想的”[30]。不同类型的学科特质不同，知识生产模式不同，研究方法各异，需要根据学科差异而采用适切的评价体系与方法。
分类制定学科评价体系，以指导性和针对性的评估引导学科分类发展。根据类型各异的学科制定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指标要求。指标体系中刚柔性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既要有刚性的可量化的硬指标，又要体现中国特色的多元评价与发展性评价体系。要建立导向明确、激励约束并重、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强的分类评价标准、开放的评价方法，引导学科合理科学定位，找出差距，提出切实的可行性措施。
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对于基础性硬学科的评价，在评价形式上采取成果评价，以代表性论文为主；在评价方法上，可以参照国际通行的方法进行评价。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的评价，不能采用绝对的功利性的评价标准，而是要考虑到特殊学科的文化时空和多元的价值格局；对于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可以采用成果或产品评价方式。例如，清华大学在一流学科建设方案中提出，要“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加强文科学科体系建设，提升国内外影响力和话语权，全方位呈现人文成就和思想成果；兰州大学提倡建立学科分类评估机制，客观评估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学科的投入产出，根据评估结果调整办学资源的投入。
（三）交叉协同，促进一流学科创新发展
虽然学科是知识分类的产物，但这只是对已有知识的分门别类，只是厘清了学科之间的知识界限，并不影响他们为满足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需求而出现的学科交叉。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单一学科难以满足社会需要，这就迫切需要多学科的协同与合作。“总体方案”倡导：“在多领域建设一流学科，形成一批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一流学科。”[31]从2016年学科评估门类来看，一流学科名单的465个学科中446个学科可归类于95门学科范围，此外19个学科归于13门新设前沿交叉学科。单一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遭遇“发展瓶颈”，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可为学科自身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开放、融合、多元、实用的特性，决定了其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的多元化[32]。例如，船舶学科要想成为一流学科，需要机械、动力、控制、信息和材料等学科作为支撑。一流学科建设中的应用学科的发展要更加注重学科的融合性与社会性，目前国外知名大学特别注重多学科、多校、校企和校产协同研究。
因此，一流学科的建设首先需要在保持学科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实现学科交叉、协同发展，构建现代跨学科多元中心，协同走出“象牙塔”，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去参与社会，要紧密结合国家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追求，以提供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为目标，充分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北京理工大学就充分利用校级学科共用平台和学科交叉平台，加大投入力度，大力推动军民融合、理工融合、医工融合、人文社科与理工科融合等，发挥优势学科综合优势，持续提升集成创新能力。
其次，鼓励一流学科开展跨学科研究并构建学科群，这样才能既可以站在科学发展前沿，又能满足产业发展的最新需求，还能更好地培养学生。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同济大学的一流学科建设方案颇具特色，如表2所示。
以三所大学为代表的部分高校根据自身的学科基础与未来社会需求，将学科领域相近的学科交叉组建成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学科群，构建起跨学科交叉研究体系，并规划了发展路径，为其他高校建设一流学科提供了思路：多渠道促进学科交叉，实施教师跨院系兼职制度，建立交叉学科学位工作委员会，举行跨学科交叉研究论坛、学术沙龙等；建立跨学科交叉研究平台；构建并完善重大项目推进模式，合力承担重大项目。通过共建、共享资源促进学科渗透与融合形成新兴学科方向，对本科生实行大类培养并支持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最终借助学科集群效应以强带弱，提升一流学科建设的整体水平。
再次，虽然学科分类有利于知识管理，但学科划分也难免造成学科间的文化分裂与隔阂，导致知识体系的内在关联度降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科发展。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一流学科建设中要适当弱化学科界限，构建包容协作的学术共同体，探索学科文化共性，促进学科间相互理解与认可。只有实现一流学科间的合作协同，才能培育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学科。
总之，一流学科建设要统筹兼顾不同类型学科的差异性，引导各类学科科学定位，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建设路径，最终建立起类别清晰、结构合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学科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