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年间，阮元组织学者校刊《十三经注疏》，汇集众本，精审严校，堪称群经校勘集大成之作，享誉学界两百余年，嘉惠学子，不计其数，赞美之声，不绝如缕，至今依然。如李学勤先生在《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序》中指出：“清代刊行的《十三经注疏》有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附《考证》本，曾有覆刻，但广泛流行、共称善本的，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由阮元主持的南昌学堂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通称阮本。”日本学者关口顺亦云：“就现在的文献情况而言，影印本最多，而且最易获取的《十三经注疏》是由阮元主持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所谓最易获取，或指民国时期世界书局九拼一之缩印本，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陆续重新影印，遂大广其行，几人手一套，然而字号太小，仅可备查，难以取阅，台湾方面，则有艺文印书馆四拼一影印本，亦嫌局促，直至传古楼单面影印阮刻五经本陆续出版面世，学人无从阅读阮刻本的窘迫局面才得以彻底改观。

（传古楼单面影印本《阮刻周易兼义》）

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以今日的学术眼光重新审视，发现阮刻本依然存在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如所据底本实际上是元刻明修十行本，而非宋刻十行本；参校本数量不多、质量不高，今存多种宋刻经注本、单疏本、八行本、十行本并未得见；即使明言“宋本”“影钞宋本”，亦多非是宋版原书，而是一些辗转相传的他人校本，其文本来源不甚明晰。具体到各经，情况又有所不同，单就《周易注疏》而言，扬州大学孔祥军老师认为主要存在两大不足：一是阮刻本明言校勘体例“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误字，亦不使轻改宋本周易注疏 如何，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据《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这种通过圈字标注的方式，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文献整理思路，不仅保持原本的文字形态，还将校改意见呈现出来，以供读者判断。然《周易注疏校勘记》主要罗列各个版本异文，判定是非之处较少，这一特点“使得阮本所云误字画圈、校记明辨的目标无法实现”，此外还存在诸多阮刻本与所据底本文字不一致的情况，可见阮刻本绝非全录底本，一字不改（实例参见书中前言），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阮刻本画圈的实际意义。二是传至今日的若干种《周易注疏》宋元刻本，如天禄琳琅旧藏宋本、宋抚州本、宋建阳刊本、宋八行本、岳本等，校勘者李锐皆无一寓目，“致其在汇校方面的学术价值也大打折扣”。

鉴于阮刻《周易注疏》在文本上存在颇多问题，尤其是圈字之处，亟需重加校正。孔老师汇集今日能目及的所有宋元以来的《周易》经注本、单疏本、注疏本十余种，并参考清人及日本学者多种校勘著作（详见书中前言）），对阮刻本圈字之处进行汇校，考证文字，釐定是非，最终完成《阮刻圈字汇校考正》一书（光明日报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下简称《考正》）。读传古楼阮刻本者，若能取《考正》一册在手，于圈字存疑之处，翻看查阅，或可收豁然开朗之效，谓之阮刻本之高级配套读本，实不为过也。

具体而言，《考正》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其一，通过汇校可以汇集不同版本之间的异文，进而通过考证，判定是非，改正讹误。如《周易注疏》卷一第148例“所以不须者”条（第33页）。此“须”字，元刻十行本、元刻明修本（即北京市文物局藏刘盼遂旧藏本）、永乐本、闽本、明监本、毛本同，而宋刻单疏本却作“须取”，足利本、八行本同。阮校记云：“闽、监、毛本同，宋本‘须’下有‘取’字。”卢宣旬校记同。《考正》指出此处《周易》经文作“勿用取女”，若疏文作“所以不须者”，“不须”二字不知从何而来，所云何事，单疏本作“所以不须取者”，“不须取”正本经文“勿用取”，故“取”字不可阙，当从单疏本、足利本、八行本。此为本校法，根据前后文互校，据经文来判定疏文。

再如《周易注疏》卷三第151例“习坎之谓也”条（第99页）。元刻十行本、元刻明修本、永乐本、闽本、明监本、毛本同，然足利本却作“习险之谓也”，八行本、抚本、建本、岳本同。阮校记云：“闽、监、毛本同，岳本、宋本‘坎’作‘险’，古一本作‘其信习险谓也’，一本作‘信习险之谓也’。”卢宣旬校记同。此处《周易》注文作“处至险而不失刚中，行险而不失其信者，习险之谓也”，《考正》指出因“习险”，故处险、行险皆能不失，同时又翻检敦煌残卷伯二五三〇《易·习坎》注文作‘其信习险之谓也’，可见作“险”是也。此采用对校法，根据敦煌所出旧钞本来判定异文。

通过以上考证，亦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周易注疏》各版本的真实情况，对其价值优劣有所评判。如《周易注疏》卷一第143例“故刑人也”条（第32页）。足利本、八行本、元刻十行本、元刻明修本、永乐本、闽本、明监本、毛本、抚本、建本、岳本皆同，魏了翁《周易要义》所引亦同。阮校记云：“岳本、闽、监、毛本同，古本‘刑’上有‘利’字。”卢宣旬校记同。此处《周易》注文作“以正法制，故刑人也”，疏文作“以正其法制，不可不刑矣”。《考正》据此认为“刑人”之“刑”是动词，施刑于人之义，故“刑”前绝不应有“利”字。进而指出古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所载日本古钞本）所录异文与传世诸本往往不合，或为抄者所乱，绝不可据之为信也。

而对那些目前无法明确定夺的版本异文，《考正》则采用罗列存疑的办法，以待后继研究，体现出严谨求是的校勘态度。如《周易注疏》卷三第23例“乃得无咎也”条（第70页）。“乃”，元刻十行本、元刻明修本、闽本、明监本、毛本同；足利本作“则”，八行本、永乐本、抚本、建本、岳本同。阮校记云：“闽、监、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乃’作‘则’，一本无‘乃’字。”卢宣旬校记同。《考正》认为“乃”“则”义近，未详孰是。

其二，通过汇校可梳理考察出各个版本之间的复杂流变关系，以明晰版本源流。如《周易注疏》卷一第85例“乾之所贞”条（第18页）。“贞”，毛本同；单疏本作“利”宋本周易注疏 如何，足利本、八行本、元刻十行本、永乐本同，魏了翁《周易要义》所引亦同；元刻明修本此字为墨钉，闽本同，明监本作“囗”。阮校记云：“十行本、闽、监本‘贞’字缺，毛本如此，钱本、宋本作‘利’。”卢宣旬校记同。由此，《考正》总结指出：阮刻本此“贞”字或从毛本而来（此前各本皆作“利”，惟毛本作“贞”），元刻十行本此处板裂，“利”字漫漶不清，其后元刻明修本补板时此字未刻，留为墨钉，闽本承之亦未刻，留为墨钉，明监本改墨钉为空格，毛本以文意补之作“贞”。毛本此举很可能为校勘者所信，著录于阮氏所藏十行本之上，故《校勘记》即以此校本为准，阮本重刊《十三经注疏》亦以此校本为准，以致与元刻十行本有异。据此，元刻十行本以前各本皆一致，而后版面断裂，元刻明修本即成墨钉，闽本、监本承之，至毛本以己意补字，阮刻本又轻信毛本，至此大致可弄清传世《周易注疏》各版本之关系（可参看孔文《美国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元刊十行本的文献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1期）。书中此类情况甚多，不再赘述。

再如《周易注疏》卷一第135例“泣血涟如何可长也”条（第30页）。“何可长也”，足利本、八行本、元刻十行本、永乐本、闽本、明监本、毛本、抚本、建本、岳本、唐石经、白本文同；元刻明修本作“何长也”。阮校记无说，卢宣旬校记引作“何长也”，补云：“各本作‘何可长也’，此十行本原脱‘可’字，案《正义》曰：何可长者，又曰何可久长也，是‘何’下当有‘可’字，今补”。《考正》指出卢宣旬所云阮刻十行本的底本原脱“可”字，仅与元刻明修本一致，足见二者关系之紧密，而元刻十行本作“何可长也”，可知阮刻本的底本为元刻明修本，非元刊十行本。又阮元重刊时补作“何可长也”，可知阮刻本绝非全录其底本，一字不改也。

其三，通过汇校还可以发现《周易注疏校勘记》存在诸多错误，对其修纂过程可作一个更为清晰深入的认识。如《周易注疏》卷一第27例“犹豫迟疑”条（第6页）。阮校记云：“闽、监、毛本同，下同。宋本‘迟’作‘持’，与注合。”依据阮刻本正文所标圈识，此处出自《乾卦》“九四：或跃在渊，无咎”节疏文“欲进于王位，犹豫迟疑”，单疏本、足利本、元刻十行本、元刻明修本、永乐本、闽本、明监本、毛本文字皆同。然诸本皆作“迟”，阮校记因何说宋本作“持”？此“宋本”是指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所据的日本足利学校所藏宋刻八行本，然查阅此本作“迟”，不作“持”。翻阅《考文》，未见相关文字，惟有“迟疑犹豫”条，小注“七叶右三行（毛本位置）”，云“迟作持”，可知《考文》此条是为疏文“居非所安，迟疑犹豫”出校，而与前文“欲进于王位，犹豫迟疑”无涉。由此，《考正》认为阮校记误读《考文》，张冠李戴，遂生造所谓宋本，其说误也。

孔老师所言极是，然仍可作进一步探究。今湖北省图书馆藏有一部清人张尔耆过录的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底本为毛本。查阅毛本此段疏文，“迟疑”二字共出现4处：“欲进于王位，犹豫迟疑”、“云无咎者，以其迟疑进退”、“居非所安，迟疑犹豫”、“故迟疑犹豫，未敢决断”。对照阮刻本正文，仅第三处作“持疑”，其余三处皆作“迟疑”。阮校记于第一处出校，《考文》于第三处出校。而卢文弨将毛本四处“迟疑”皆改作“持疑”，并于旁边云：“宋‘持’”。可见卢氏或误读《考文》，或依据自己的观点，或采纳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的见解（浦镗此条云：“犹豫迟疑，‘迟疑’当依注作‘持疑’，后并同”）。阮校记亦云“下同”，认为宋本四处皆作“持疑”，极有可能未查阅《考文》原书，而是承袭卢氏的校改，错误地认为《考文》宋本“欲进于王位，犹豫迟疑”作“持疑”，承袭之迹，此一明证。

再如《周易注疏》卷一第28例“百姓既未离祸患”条（第7页）。“未”，单疏本、足利本、元刻十行本、元刻明修本、永乐本、闽本、明监本、毛本皆同。阮校记云：“卢文弨云‘未’字衍文。”卢宣旬校记同。此段疏文云“百姓既未离祸患，须当拯救”，《考正》认为如无“未”字，百姓既已离祸患，何须拯救？故“未”字绝非衍文，诸本皆同，亦可为证，卢氏说法显误。然卢氏不至荒唐至此，翻阅张尔耆过录的卢氏校本，卢氏云“‘未’疑衍，离，罹也”。若此，则文义昶然明晰。阮校记截取前文而舍弃后语，以致文义乖舛，谬甚矣。

通过以上二例可知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与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关系十分密切。笔者曾逐条对勘考察，发现《周易注疏校勘记》在罗列版本异文、引述前人成果等方面，存在大量因袭卢氏校本的痕迹，尤其是《周易注疏校勘记》有二十余条存在错误，只有对勘卢氏校本才能釐清真正的致误缘由，此皆是证明《周易注疏校勘记》承袭卢氏校本的有力证据。

综上，《考正》通过对今存《周易注疏》诸多版本进行汇校，不仅可以梳理明晰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还能通过考证尽可能地判定是非，改正阮刻本错误，可谓校勘严谨，考证精详，内容翔实，而这些无一不是建立在精研文本的基础之上，显示出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与卓越识断。然该书的研究对象仅是阮刻本中带有圈识的文字，如能对《周易注疏》全文进行汇校，相信会有更多收获与成绩。此外，文中个别分析语存有疑问，如《周易音义》第1例“乾下乙乾”条（第222页）。阮校记云：“宋本“乾”并作“倝”，卢本同，是也。”黄焯先生《经典释文汇校》指出此“宋本”应是卢文弨所据钱求赤影钞宋本，《考正》认为“或是”，并总结云“则阮校记所谓宋本《释文》或皆为转述也”。然经笔者考察，阮校记“宋本《释文》”应是一部段玉裁、臧庸校叶林宗影钞宋本的临录本（何元锡临录），与钱求赤本当无涉。然对于全书来说，这只是白璧微瑕，该书依然可以作为今人了解、研究阮刻本《周易注疏》的最佳参考著作之一，可见此书不仅对经学、经学史研究有直接帮助，而且在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出版史等方面也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