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易经》中的“和”

摘要:《易经》阴阳和谐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宗旨在于阐释宇宙阴阳刚柔动静的变化,《易经》阴阳学说及整个和谐理论体系与我国传统哲学相一致而日趋完备和臻密, 并逐步积淀为一种思维定势。《易经》倾向以儒家为主流,兼融道家、阴阳家,其阴阳和谐思维代表了我国传统哲学和谐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当然《易经》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忽视人对自然的改造,结果在先民的心理底层沉积了一种对自然崇拜的宗教感情和审美情趣，这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内在缺陷。

关键词:《易经》;阴阳学说;和谐思想

历史与行政学院08历史A班 普春锦

一·《易经》和思想的朔源

（一）《易经》学说的创立者之说

一般认为,《易经》学说的创造者是伏羲氏、周文王和孔子。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云:“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可见, 伏羲画卦的说法在汉代就流行了。其次,周文王被认为为《易经》学说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周文王即姬昌,受商封为西伯,纣王把他囚禁期间,探研天人之理,将八卦演化为六十四卦,并写了卦辞。孔子也是《易经》学说的创立者,孔子是《十翼》的作者,完成了易学体系。《易经》成书于殷末周初,《易传》成书于战国时代。《系辞》传说:易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探索卦象起源,也就是探讨八卦的起源。《周易》是我国最古老、最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是中华聪明智慧的结晶。是我国预测学,信息科学的起源与基础。《周易》中的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不仅系统地记载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体科学和医学方面反映出来的、潜藏的,以及过去、现在、未来的信息,同时还有预测信息的宝贵方法。

（二）《易经》和思想的社会历史成因

在阴与阳的关系中,尤其凸显和谐与统一的方面,是由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决定的,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从原始公社进入奴隶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自然和历史条件不同,各国奴隶制形成所走的路径和特点不同。古希腊、罗马是在有了个人生产力、用家庭的个体生产代替原始集体协作生产,通过瓦解原始制、发展家庭私有制的途径而进入奴隶社会的。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是在铁器还未使用、商品经济还未发展,氏族血缘关系还未解的情况下进入文明时代的。《易经》的形成与我国古代的社会历史特点有着重要关系:首先,我国古代农耕发达,以农立国。黄河、长江流域冲积平原养育了我们的祖先,他们以种植粮食为主。长期的农业生产,使人认识到面阳者丰收,向阴者减产,政论家们提出“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依河而居,以水为主,以治水闻名。在治水斗争和观象活动中,祖先们很早就认识到五行和阴阳问题与人生活的关系,探索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萌发。其次,从夏禹开始建立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宗族统治。政治组织、经济结构与宗法血缘关系来“受民受疆土”的继统法,形成以井田为基础,以宗法为纽带的金字塔式等级特权制度。这是阳尊阴卑观念的基础。利用温情脉脉的血缘纱幕,掩盖等级差别和阶级矛盾,调整统治者内部君臣上下关系。这是倡导阴阳和谐的现实背景。再次,我国古代牧业生产,治水实践,显示了发挥集体力的重要性。面对洪水灾害和种种困难,在艰苦环境中求生的重要性。量存需要人与人的团结,多种因素的协调,催生了和谐观念。《尚书·虞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把音乐理解为各种音素之间的协调,不相冲突,目的在于追求“神人相合”。显然蕴涵着求和谐一致的思维倾向,孕育着天人合一的观念。幅员辽阔,部落林立,民族众多。由于生产和分工,多部落的分化组合,逐渐形成以华夏族为主体、具有较大范围的部落联盟,逐渐造就了中华儿女厚德载物的博大胸襟与和天下的和谐精神,天、地、人相贯通, 形成影响广泛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观念。“天人合一”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和主色调。

其中涵盖着三层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自身(心与身)的关系。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三者中都蕴涵着阴阳关系,自然中天与地是阳与阴、人中男女是阳与阴、人自身的刚与柔也是阳与阴;阴阳关系又反过来凸显了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和主色调,阴阳和谐思维是天人合一的具体展现,又丰富和强化了天人合一思维。《周易》阴阳和谐思维正是在中国奴隶制的经济政治基础上,在“天人合一”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二·《易经》中“和”的理论体系

（一）《易经》体系由64卦384爻构成

至今6000年前远古伏羲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仰观日月星辰天象,俯察山川泽壑等地形,同时观察鸟兽动物情况,近取之于己身,远取之于外物,于是就作了8卦符号。由于难以象征宇宙包罗万象,将错综复杂的变化符号重新演变成64卦, 一卦是6爻乘64卦就等于384爻,进入周代时期由周文王作卦辞,后来周公作爻辞,进入春秋时代孔子又作易传。每一卦由天人地组成,分内外或上下3爻形成全体形象。卦辞是一个卦的全体解释,爻辞是每一卦中6个爻的解释,大象是卦的整个说明,小象是各6爻的解说,序卦是64卦的顺序。“从每一卦看(除乾、坤二卦外),构架的基础是-与--两个符号, 称作阳爻和阴爻。这种界定给出了两个符号最确切的名称, 反映了-与--的本质特性。-与--的重叠组合而成《易》卦。在《易》作者看来,每一卦中6爻的数学排列组合,表征着阳爻和阴爻的特定内在关系。每一卦自初爻至上爻,反映了事物由微而显的渐变过程,尽管爻辞看来不甚规范,也没有使用“阴阳”二字,但其体现的阴阳对立统一原理是一致的。如乾之龙、咸之感、震之雷、渐之鸿等,无不通过各自的爻变而显示事物由微而著的变化规律性。

阴阳来源于对客观世界的抽象,其一指实体即气,“潜龙勿用,阳气潜藏”(《乾·文言传》)。“履霜坚冰,阴始凝也”(《坤·象传》)。“阴凝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乾·文言传》)。因此阴阳为物:“乾,阳物也;坤,阴物也”(《系辞传》)。其二指事物的属性和形式,阳的属性为刚健,阴的属性为柔顺:“分阴分阳,迭用柔刚”(《说卦传》),“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系辞传》)。阴阳既可以从自然属性又可以从社会属性多方面表现出来,阳是君、父、夫,阴是臣、子、妻;阳是善仁、爱,阴是恶、戾、残等。

（二)整体和谐观是其基础和底蕴

阴与阳相互联结、依存,舍阴无阳,舍阳无阴。虽然看起来乾卦只有阳爻、坤卦只有阴爻,但阴中含阳,阳中含阴,并且两卦是易之“父母卦”,作为一个整体,阴阳俱备化生万物“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系辞传》)。“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说卦传》)。阴与阳的协调是易卦成为统一体的基础。《易传》及汉代易学揭示了阴、阳爻之间的承、乘、比、应中的关系。凡下爻紧靠上爻叫做“承”,即以下承上的意思,凡上爻高凌下爻叫“乘”,阴爻乘阳爻为“乘刚”,六爻之间逐爻相连并列为“比”,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如果为一阴一阳,则为应,一般说来,有应则吉,无应则凶。“应”即为协调和谐。“中”即中位,即易卦六爻之二、五爻位,二为内卦之中,五为外卦之中。如果阴爻居二、阳爻居五位则既中且正,一般为吉无咎。据统计,五爻吉辞最多,合计占47. 06%,差不多是总数的一半。正是“二多誉”、“五多功”(《系辞传》)。在这些关系中“应”与“中”最突出地反映了阴阳和谐性,《易经》爻辞及《彖传》《象传》从许多卦上表现了这一特征。就六十四卦而言,凡六爻阴阳协调、和谐都为吉卦,如《泰》卦,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皆阴阳谐和,天地交通为泰。《既济》卦不仅阴阳全应,而且阴爻居二位、阳居五位,既中又正,象征事情有成。

1从《易经》体系看,卦与卦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杂乱无章的, 64卦的排列顺序体现了阴阳对应,一般是互为综卦排在前后位置。唐代易学家孔颖达将卦序的系统规律性总结为“二二相耦,非覆即变”。就是说每一组卦的两卦之关系不是覆(两卦卦画相颠倒),如屯与蒙,困与井;就是变(两卦卦画完全相反),如坎与离,中孚与小过。易卦的这种内在联系还表现在卦名的含义上,如乾与坤、泰与否、剥与复、损与益、革与鼎、既济与未济即是,它们之间都是阴阳的

协调与和谐,相反相成。不仅如此, 64卦也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上经始于乾坤, 终于坎离。“乾、坤者,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始终万物,故以《坎》《离》为上篇之终也。”《序卦传》给我们描述了万物生于天地,经过蒙昧时期的成长,最后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下经34卦从咸恒开始,咸为交感,喻指男女婚配交感;恒为恒久,喻男女白头到老。“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序卦传》),从人到家庭、社会渐次展开,充满矛盾纷繁复杂,既济与未济表示事物相对完成又没有终止,无穷无尽。思维的和谐性、系统性在这里得以清晰体现。

《易经》多次使用“阴”、“阳”二字,并将它们视作相互对应、统一因而决定事物变化的两种因素,以阴阳和谐理解《易经》,建构成《周易》首要的解释系统。《易经》从哲学高度、从宏观上说明了宇宙整体的和顺与秩序性。《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就把乾坤看作象征天地的符号,天地承顺关系体现了宇宙整体的和谐,而这种承顺性的和谐乃是万物生存不可缺少的前提。《序卦传》所编排的64卦顺序图式,实际上是一个表征宇宙秩序性的“代数式”,整体的有序性意味着宇宙的和谐与平衡。而且,和谐还是包含差别、对立、矛盾的有序结构,可以称为要素的定位化,以及定位化要素的协调,这在《系辞传》开篇即明确:“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彖传》所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表明万物的协调化即“太和”,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宇宙整体和谐状态。《易传》把宇宙和谐性概括为阴阳之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说卦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传》)。

2.整体和谐观念还包括阴阳之间不断地交感或交易,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因阴阳交感而和谐有序,生生不息。下降,二气交感,万物化生。因此《泰》卦的根本意蕴之所以为通达,有大吉之征兆,正是着眼于阴阳的交感。“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彖》)。《咸》卦也是如此,卦象为兑上艮下,兑为阴、艮为阳,《泰》卦的卦象是天在下地在上,天为阳,地为阴,阳气上升,阴气在上、阳气在下,阴阳二气才能发生交感效应。天地以阴阳二气相感而万物生成,表现了自然界的和谐;人类以男女两性交感而家道亨通,表现了人类社会的和谐。《彖传》对此作了精辟的说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系辞传》也有多处论述,如引《中孚》九二爻辞后发挥说:“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应”即为感应响应之意;引《同人》九五爻辞后阐发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融洽的重要意义,成为千古至理名言。

三·易经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宇宙观

《周易》文字古奥,兼以其字符行文,又以象释自成体系。然而,其理论思维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心物同一的宇宙观,主张天地人的和谐思想,是易经的精髓及哲学高度。易经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心物同一的宇宙观,与列宁的物质论有相通之处。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以其睿智讲道:“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

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这里,最根本之点在于物质的客观实在,是哲学范畴。宇宙万事万物,大千世界,表象与本质、有形与无形、无限大与无限小、已知与未知、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与空间、物的系统与结构、实物与非实物场等等,都是物质的展现形式。列宁的物质论是无形的那个世界,有形世界从属于无形世界,有形世界是无形世界的表现形态。列宁的宇宙观才是彻底的唯物论的一元论。

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心物同一的宇宙观及其一元论的物质客观存在性,其性本身具有阴

阳两面性,性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真无”。列宁的哲学范畴的物质客观实在,虽然没有进一步说明实天在性的阴阳之性,但他深刻阐述并抽象事物矛盾的对立统一的主要与次要倾向,似乎也可证明性的“真无”。易经这一“真无”———阴阳性的观点,区别于程颐、朱熹“心外

无物”的“性有”的主观唯心主义,也区别于古希腊柏拉图“理念世界”和德国人黑格尔“绝对观念”的客观唯心主义,还区别于当代科学物理场论的“确有”,而以“真无”区别于“有”属于彻底的“大象无形”的宇宙观。

易经展示的恢宏玄妙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心物同一的宇宙观,以对宇宙的太极整体思维(宇宙一元论)、阴阳变化思维(阴阳遇合论)、刚柔相济思维(统一平衡论)、往来时偕思维(阶段发展论)、错综显伏思维(普遍联系论) 等,为其鲜明特色。易经建立的象数体系核心,就是以心体悟象蕴,追求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探索事物在时空任意一点阴(阳)遇阳(阴)吉和阴(阳)遇阴(阳)凶的生克制化大道。阴阳协调,刚柔相济吉;反之则凶!

六十四卦就是在自然神化物质一元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心物同一的宇宙观的指导下,建立的六十四个基本数学模型。因而易经象数占卜系统,是另一种语言,以象释宇宙人事,以象尽意。易经字由象生,意从象出。我们至今对易经最精彩的象数体系不理解,对其占卜应用技术未能转换推进,这一方面是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垄断为己用,另一方面又长期受儒家心性伦理修养而轻视实践应用技术科学的消极影响。虽然历史地传承了易经在哲学思维方面的思维方面的成果,但对易经应用技术(象、数、时、位)方面的拓展在中道却嘎然受阻了,易经的天文学的技术科学精神失传了。如果,我们古人在易经开创的应用技术方向上迅跑,易经象数体系自身将更加完备切用,今天中国的自然科学技术也可能不会落后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将更加繁荣。易经是中国古人创造的信息系统科学,创造的计量技术哲学,创造的预测应用科学,创造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性经典。

一部中国哲学思想史,哲人们都深受易经特别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心物同一宇宙观的影响,或发明之,或修正之,或辩驳之,或吸收之。老庄崇尚自然,孔孟心性的学问,魏晋玄学之风,汉独尊儒术倡天道,唐之兴佛道般若之禪,宋明程朱王陆理学,清代治易及朴学的兴盛,无不揭示易经思想文化的源远流长。

结束语

《易经》的思想倾向以儒家为主流,兼融道家、阴阳家等汇通而成。如果说儒道是传统哲学的主干,那么《易经》阴阳和谐思维就代表了传统哲学和谐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和理解上,和谐思维不仅在历史上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而且对于处在科学文化高度发展时代的当代人依然具有借鉴价值。西方世界在主客二元对立的理念下, 为征服、主宰自然,片面地发展了“科技理性”、“工具理性”, 却忽视了“价值理性”,造成了现代化之后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全球性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调。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和谐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些西方人提出了“回到自然中去”的口号,这就从一个侧面显示和印证了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和谐思维的价值所在。但印证了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和谐思维的价值所在。但是,应当看到,除极少数先哲(如荀子)曾提出“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外,《易经》和中国传统哲学大都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忽视人与自然的抗争,漠视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结果逐渐在先民(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心理底层沉积为一种对自然崇拜的宗教感情和审美情趣,似乎从来也没有感受到把自然作为人类首要的实践对象的必要性。中国未未能形成类似西方那样的近代科学,其原因固然很复杂,但不能不说与民族文化过分重视和谐思维的传统有某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应该辩证地看待《易经》,客观地评价其中的思想精髓与现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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