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一主张，胡炳文非常重视理论的贯通。他给自己的著作取名《四书通》和《周易本义通释》并非吹嘘学问高深，而是要表达其治学理念。在胡炳文看来，六经是圣人之学的承载，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易学博大精深，看起来自成一系，实际也不出于圣学之外。他强调：

天下之动非但阴阳之运动，凡人之动而行事与夫一念之动皆是也。观会通以行典礼，不会则于理有遗阙，如之何可通？不通则于理有窒碍，如之何可行？通是时中，典常是庸，如此而行则吉，背此而行则凶。系辞以明之，故谓之爻。(《周易本义通释》，第209页)

胡炳文肯定了世界是运动变化的，大到四时更替，小到一念之动，要想在运动中时刻把握中的原则，一方面要树立“典常”，另一方面则要会通万事万物，如此才能实现“一以贯万”，以不变应万变。对事物的会通必须建立在充分理解事物特殊性，即“知时达变”的基础上，因此说“通是时中”。所谓“典常”则是千古不易之理，是中庸之道，“观会通以行典礼”正是要求在变中把握不变，通过时中来实现中庸。

就其主要著作《四书通》和《周易本义通释》来看，胡炳文经常在二者之间相互说明易经系辞通讲第二部分，如引《周易》解《中庸》或者用《论语》说《周易》。在这两书之中，他都大量运用了比较说明的方法，如《四书通》中论“复心”、“复性”、“复气”；《周易本义通释》中对相关联的卦、爻、爻辞、爻位等的广泛比较。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四书通》中，胡炳文比较的目的多是求同，如：他认为“复心”、“复性”、“复气”其实都是要“复其初”，而方式归根结底都是要“寡欲”；而在《周易本义通释》中，诸多比较却都是为了求异，即要通过分析，得出此卦此爻不同于其他的独特之处，上文论“时”部分的引文亦可体现这一特点。

求同与求异并非偶然，胡炳文擅于用“理一分殊”的方法来构建其思想体系。从这一角度看，他注解四书之意重在探求理一，解《易》的任务则是要讲明分殊，这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胡炳文在《四书通》中多次论“中”，如“帝王之道不能外一中字”(《四书通》，第324页)；“尧舜以来相传只是一中字”(《四书通》，第242页)；“大中至正所以为圣道之准，过中失正便易为异端之归”(《四书通》，第115页)。而他在讲“本心”时，也曾说过“自尧舜以至夫子易经系辞通讲第二部分，圣圣相传，只传此心。”(《四书通》，第63页)以“理一”的标准来看，似乎自相矛盾：圣贤所传，究竟是“心”还是“中”？胡炳文认为，“中”是人的意念行为与理相合，无过无不及，“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四书通》，第652页)，太极即理，而本心又与理“浑乎为一”(《四书通》，第139页)，传此心便是传此理，也是传此中。“守其本心之正者即所以守此中”(《吴守中字说》，《云峰集》卷四)，二者是一体的，恰当地存有本心便可以自然得中，“天下之大，运之在心，此心之用，稍有过不及，即非中，非中则四海困穷，而天禄亦永终矣。”(《四书通》，第323页)

如此，“本心”与“中”为“理一”，凭借本心之发用在具体事务中实现“时中”则是“万殊”。胡炳文强调：“一部《周易》只是一时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时也。”(《四书通》，第495页)“知时达变”、“随时以处中”是《周易》的主题，也是对分殊的探讨，想要教会人在具体的情境下该如何自处。而“达变”与“处中”最终所依赖的还是可以“具众理应万事”(《四书通》，第15页)的人之“本心”。因此，要想完全把握时中，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理学存心而致知的方式不断修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