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学说发展到宋代，又起了一个重大变化，形成与“汉易”相对峙的“宋易”。
宋代易学，大致可分为三派：
（一）图书之学
此派以道士陈抟开其端，相继传授给刘牧、邵雍等人，以《先天图》、《后天图》、《河图》、《洛书》等图为说，使易学研究别生一条途径。
陈抟（？—989），五代末宋初道士，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字图南，自号扶摇子。后唐长兴（930—933）中，举进士不第，就隐居到武当山。后来又移居华山，与隐士李琪、吕洞宾等为友。后周世宗喜好外丹之术，显德三年（956）曾召见陈抟，向他询问外丹术，遂赐号为“白云先生”。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来到京师，向宋太宗建议远招贤士，近去佞臣，轻赋万民，重赏三军，太宗颇欣赏，赐号“希夷先生”。平生精于易学，其特点是“不烦文字解说周易古筮考 案例，止有一图，以寓其阴阳消长之数，与卦之生变”（邵伯温《易学辨惑》）。据传曾作《无极图》和《先天图》，前者为道家所主张万物生成归源“无极”的图说，后者为六十四卦的衍生图式。著有《易龙图》、《九室指玄篇》等，均已亡佚。今存题为陈抟所作的《阴真君还丹歌注》，收入《道藏》。
刘牧，北宋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人，字先之。举进士及第，后调州军事推官。曾与州将争论公事，被排挤，险遭杀身之祸。遇范仲淹，刘牧大喜，说“此吾师也”。遂拜范为师。范仲淹巡抚河南，荐举刘牧，于是为兖州观察推官。累官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平生精研易学，远承陈抟之传。著有《易解》、《卦德通论》、《先儒遗论九事》、《易学象数钩隐图》。后者今尚存，收入《道藏》及《四库全书》。
邵雍（1010—1077），北宋共城（今河南辉县）人，字尧夫，谥康节。曾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后人称为百源先生。朝廷屡征召授官，均不赴。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合称“北宋五子”。接受陈抟一派所传先天象数易学。隐居读书期间，四时耕稼，自给衣食，将其居室名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根据先天象数易理，提出“天地亦有终始”（即毁灭又复生）的观点，并提出用“元会运世”来计算天地历史的方法；认为现世的人类社会已盛极而衰，将历史分为“皇、帝、王、霸”四种时期。主张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观。著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渔樵问答》等。
（二）专阐儒理
北宋胡瑗、程颐，专以儒家伦理道德阐说《易》义，其说兼取《十翼》与王弼易学而广为发挥，自成一派，对后代深有影响。至南宋朱熹，全盘接受程颐的易学，又采纳陈抟、邵雍“图书”之学，全面推广阐扬，遂有“宋易”之名与“汉易”相对峙。
胡瑗（993—1059），北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字翼之。世居陕西路安定堡，学者称安定先生。官至太常博士。与孙复、石介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并称“宋初三先生”。主教苏、湖二州二十余年，从学者众多。以儒家之理解《易》，著有《周易口义》，由其弟子倪天隐记述师说，故名“口义”，收入《四库全书》。
程颐（1038—1107），北宋洛阳（今属河南）人，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官至崇政殿说书。反对王安石新政，哲宗时被列为奸党，贬至四川涪州。从事讲学和著述三十余年。与其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同为理学奠基人，合称“二程”。易学专著有《周易程氏传》，承胡瑗之学以儒理解《易》，详述六十四卦的旨趣，唯《系辞传》以下不注。其观点对南宋朱熹颇有影响。后代学者又将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与朱熹的《周易本义》合称“传义”，元、明易家多遵循程、朱之说治《易》。
朱熹（1130—1200），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周易古筮考 案例，久居建阳（今属福建）。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青年时师事李侗，为程颢、程颐的四传弟子。曾任泉州同安主簿、知南康军、秘阁修撰等职。主张抗金，认为“和议有百害而无一利”；强调“蓄锐待时”，反对盲目用兵。平生博极群书，凡经、史著述以及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广涉深研。且对各家学说融会贯通，继承并发展二程的思想，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建立起完整的理学体系，与二程合称为“程朱学派”。在易学方面的建树，以《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为主，是后人称为“宋易”的重要代表。他的《周易本义》，成为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中长期沿用的《周易》教科书范本。
（三）以史证《易》
南宋李光、杨万里，虽不废胡瑗、程颐以儒理阐《易》的旧风，但更注意援引历代史实，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义理相互印证，以揭明各卦、各爻的象征旨趣。这种方法，又自成一派，对后代易学也颇有影响。自此以后，易学派别的分歧，日益繁多。
李光，越州上虞（今属浙江）人，字泰发。少年时知礼老成，不喜欢嬉戏，他父亲称赞他说：“我的儿子真像云间鹤，将来可能会振兴我们的门第。”北宋崇宁五年（1106）进士。师事刘安世。除太常博士，迁司封，曾论士大夫佞谀成风，言辞切至，被权臣王黼所嫉恶，贬阳朔县。入南宋，于高宗时累迁至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向朝廷所论谏的均是复国统一的根本大计。因忤逆秦桧而被罢官。卒后谥为庄简。易学著述有《读易详说》，是以史证《易》的第一部专著。
杨万里（1124—1206），南宋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字廷秀，号诚斋。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绍兴年间进士。曾官奉新知县、常州知县、广东提点刑狱、左司郎中等，累至秘书监。力主抗金，曾上《千虑策》，反对投降观点。易学著述有《诚斋易传》，与李光的《读易详说》同为以史证《易》的重要著作。
四、元明清易学
自元代至清，《周易》学说的发展大体上是在汉、宋两大流派的基础上衍申开拓的。
元代易学家，大都笃守程颐、朱熹的遗说，如吴澄《易纂言》、胡震《周易衍义》等皆是代表作。
明初叶仍是如此，如胡广《周易大全》、蔡清《易经蒙引》等书影响较著。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以“狂禅”解经的学者，如方时化《学易述谈》四卷，总是以禅机作为抒论的要点；徐世淳《易就》六卷，解《易》言辞处处流露出禅家的语调；苏濬《周易冥冥篇》，观其书名，便可知显示着援禅入《易》的特色；至释智旭《周易禅解》，更明言以禅解《易》，是这方面著述的重要代表作。这又是当时易学流派的一个旁支。
至清代学者辈出，注重汉学，务求征实，如惠栋《周易述》、《易汉学》，张惠言《周易虞氏义》即是著名作品。此时，“宋易”遂饱受攻击而渐趋消沉，风气又为之一变。
元明清三朝的易家，兹举吴澄、智旭、惠栋、张惠言四人略为简介。
吴澄（1243—1313），元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字幼清。曾任国子司业、翰林学士、经筵讲官。因他所居的寓斋题为“草庐”，学者又称为“草庐先生”。其学说本于南宋朱熹，兼采陆九渊的说法，主张折衷朱、陆。他的易学著述《易纂言》，是《五经纂言》中的第一种。
智旭（1599—1655），明末高僧，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俗姓钟，名际明，字蕅益（一作藕益），号八不道人，又从所居而称灵峰老人。少年时研习儒家经典，誓灭释、老，著有《辟佛论》数十篇。后来读了莲池《自知录序》及《竹窗随笔》，才开始笃信佛教，将过去的论著尽数焚毁。24岁就憨山弟子雪岭剃度出家，法号智旭。此后广涉各宗，主张禅、教、律三学融合，佛、道、儒三教一致。与憨山、紫柏、莲池并称明代“四大高僧”。崇祯间住持江浙各地，佛学著述甚丰。其中介绍佛教典籍的目录学著作《阅藏知津》四十四卷，为研习佛典的入门书。又本着“诱儒以知禅”的宗旨，作《周易禅解》十卷，援引佛理说《易》，所论并非尽涉虚无，颇有可取的地方。
惠栋（1697—1758），清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字定宇，号松崖，人称小红豆先生。为著名经学家惠周惕的孙子、士奇的次子。惠家世代笃守古学，而惠栋所得最见精深。早年研究文词、史籍，旁涉诸子百家及佛学、道教，后来专心于经术。治经以博闻强记见长，主张尊古训、守家法，认为汉经师之说与经并行，凡是出于汉儒的说法都应当遵循。易学著作《周易述》，继承父辈治《易》传统，专门搜集汉儒《易》说，加以编辑考订，末编附以己见，以发明汉易之理，并论述《河图》、《洛书》和宋代先天、太极之学的关系；又有《易汉学》一书，罗列汉代主要易家的说《易》条例，详加考辨，为研探汉易的重要参考书。
张惠言（1761—1802），清江苏武进人。字皋文。嘉庆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平生治经最重《易》、《仪礼》。在易学方面，认为汉魏易家所传学说唯虞翻之说较为详备，所以专治虞易，著有《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虞氏易礼》、《虞氏易候》；除关于虞氏易的著述外，又有《易义别录》、《易纬略义》、《易图条辨》等传世。
清乾隆间，编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综观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把先秦以来的易学发展概括为“两派六宗”。其说指出：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
这一说法归纳了易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流派。总其大端，即为“象数”、“义理”两派。“象数派”的正宗学说，见于汉魏学者以《易》象（八卦的众多卦象）、《易》数（阴阳奇偶之数）为解《易》途径，既切合占筮的用途，又发挥《易》理的深蕴。“义理派”主于阐明《周易》的哲学大义，王弼以老、庄思想解《易》已开其风气，至胡瑗、程颐则蔚为大观，而李光、杨万里援史证《易》则又将义理易说进一步引申推展、发扬光大。平心而论，汉儒以“象数”解《易》，有时执泥卦象，并杂入种种术数之说，每使《易》义支离破碎。王弼一扫旧习，独树新帜，援玄理为说固属一弊，但他也并非尽弃象数，其宗旨实在于探寻完整的易象，把握易理内蕴，使六十四卦经义条贯不紊。所以，“象数”、“义理”两派立说互有可取之处。近人吴承仕先生说：“名物为象数所依，象数为义理而设”（《检斋读书提要》），即是表明两派的主张应当相互参用，才能明辨《周易》大旨。
但“两派六宗”只是针对易学的主要流派而言，尚不足以尽赅《周易》研究的广阔领域。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继续说道：
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可见，从先秦到清代的易学研究史中，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是十分宽广的。
五、现当代易学
辛亥革命以后，易学研究的趋势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即除了继承前人的成果，在象数、义理两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之外，更多的学者注重于接受现当代科学理论，从各种新角度探讨《周易》。其中有从史学的角度探讨《周易》的史料价值，有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角度探讨《周易》的哲学意义，有从文学的角度探讨《周易》的文艺学价值，有从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历学、医学、量子力学、生物遗传学等）角度探讨《周易》与诸学科原理的相通之处，有运用不同的方法探讨《周易》经传的名义、作者、创作年代、发源地域诸问题，等等。这期间出现的较有影响的易学两大家：一是杭辛斋，著有《易数偶得》、《学易笔谈初集》、《学易笔谈二集》、《易楔》、《读易杂识》、《愚一斋易说订》、《改正揲蓍法》等七种，主于贯通旧学新知，蔚为一家之言。二是尚秉和先生，著有《周易古筮考》、《焦氏易诂》、《焦氏易林注》、《易说评议》、《周易尚氏学》等书，专研象数之学，创为新说，“解决了旧所不解的不可胜数的《易》象问题”（于省吾《周易尚氏学序》），甚为学术界所推重。
近年来，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帛书周易》包括六十四卦经文、《系辞传》及卷后佚书。由于《帛书周易》与通行本不尽相同，所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大致围绕四个方面：（一）关于《帛书》六十四卦的卦序问题。（二）《帛书》卦爻辞文字与各本的异同问题。（三）《卷后佚书》的考证问题。（四）《系辞传》残卷的辨析问题。尽管目前诸问题的探讨尚未取得定论，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必将有新的成果出现。
总之，从先秦两汉至现当代的两千多年中，《周易》研究的历史是漫长的，易学流派及著述是繁杂众多的。清代学者皮锡瑞认为：“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经学通论》），此说或有一定依据。但作为一项学术研究的课题，我们应当认真考辨历史上的种种既有成果，扬榷是非，厘定得失，才能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进一步促使这门学问的研究向前推展。
原载《周易入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