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字数：80万
定价：290.00元（上下册）
内容简介：来知德（1525-1604）是明代象数派易学大家、理学家，本书搜集其现存著作《周易集注》《来瞿唐先生日录》进行点校整理。其中《周易集注》以现存最早的万历年间虎林刻本为底本，以其他明刻本参校；《来瞿唐先生日录》为其理学著作及诗文杂著的汇集，兹为首次整理出版，以万历刻本为底本，以道光刻本校补。来氏学生古之贤等编撰有《太史来瞿唐先生年谱》，本书也一并予以整理，以便知人论世。
整理前言（摘录）
况正兵
来知德（一五二五—一六〇四），字矣鲜，四川梁山（今重庆梁平区）人。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举人，后屡试不第，即奉养父母，家居著述。著有《周易集注》（以下简称“《易注》”）、《来瞿唐先生日录》（以下简称“《日录》”）等书。其详细生平见于其弟子古之贤等编撰的《太史来瞿唐先生年谱》（见本书附录），兹不赘。
长期以来，来氏以易学知名，但在时人及来氏本人的认知中，他首先是一位理学家（严格说是一位心学家），然后才是一位易学家。来氏在易学上的知名度掩盖了他在理学（心学）、文学及践屡上的成就——实际上，《易注》中也处处彰显着他的理学思想。
来氏的理学思想，大致宗王阳明（一四七二—一五二九），而力图挽救阳明末流之失，将“遏人欲”“躬行五伦”的功夫更加推向极致。
元代以后，程朱理学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对士人自由心灵的一种约束。而明代的政治文化环境更有其严酷的一面，余英时认为王阳明正是在遭遇“廷杖”的奇耻大辱之后，才明确转向内在超越之路，“只能追求‘内圣’，无力兼顾‘外王’了”，而其最终构想在于“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方式，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余氏称之为“觉民行道”）。王学振聋发聩，风靡一时，可惜诸多难题阳明未及分析明白便去世，身后学派分裂，至其末流，“废实学，崇空虚，蔑规模，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而趋入于无忌惮之域，则释氏之诞者固优为之”，流于狂禅之域。来知德与李贽（一五二七—一六〇二）同时，正是王学末流泛滥的时期。他自述曾数年学宋儒端坐存养，也曾学当时讲学者静坐绝妄想，但都“茫然渺冥，全无入手处，自觉其为禅学”；后来反复思考《大学》《易》，才悟出格物窒欲之道（《日录》卷二《格物诸图引》）。
来氏理学思想的根本，正在于解《大学》“格物”之物为“物欲”。来氏指责程朱求之于外的“即物穷理”的主张不免“失之支离”，而阳明求之于内的“致良知”则不免“失之茫昧”（《日录》卷三《大学古本序》），认为良知乃是天理，做不得功夫，真正的入手功夫是“格物”。他明确指出：“格物之物，非宋儒物理之物也，亦非近日儒者事物之物也，乃物欲之物。”（《格物诸图引》）所以“格物二字即克己二字也”（《格物诸图·三心图》）。格去物欲之后，此心光明，无一毫人欲之私，此即是修身。
格去物欲，只是求诸己的功夫，来氏很清楚，若止于此，和佛老没什么区别，所以他又拈出“明德”来重新解释。他指责程朱、阳明解明德为“虚灵不昧”完全说不通，因为虚灵不昧尚属于心，并未见诸施为，无法达之天下（《日录》卷二杨澄《重刻格物诸图前语》）。他认为明德即五达道（《中庸》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道），亦即“仁敬孝慈信”五伦。所以“明明德”和“亲（九族之亲）民（万民）”是密不可分的，是“见之施为”的躬行功夫。由此以往，“左右在人情物理，五伦上做功夫，又尊贵不卑污，故曰富莫富于蓄道德，贵莫贵于为圣贤。人能得此种功夫之味，识此种学问之趣，虽隋珠在前，赵璧在后，亦莫之顾也”（《入圣功夫字义·心》）。
当然，来氏的思想也是有变化的（如早年曾服膺薛瑄，而其书中“亲民”“新民”也常混用），但大致顺着这个思路展开。他自己长期过着清心寡欲的隐居生活，又能躬行孝道、周济贫乏，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主张，颇能影响当地的后学和官员。
不过，他这种思路终究只能代表救王学之弊的一种方法，或许能解决王学“放荡”一方面的流弊，但却进一步加深了“天理”与“人欲”之间的紧张。
来氏自称“生长僻地，无人传授”（《易注序》），“既无师指明，又无友审问”（《格物诸图引》），有疑问则返诸经典，全靠自学自悟，大有“《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的气势。故他的理学不能纳入明代理学发展的主线，仅算一个小插曲，身后也缺乏传授。不过，也正因为来氏几乎独立于体系之外，他的很多主张至今来看仍具有独立思考的意义，颇值得研究。
来氏的名著《周易集注》也是返诸经典的产物，名为“集注”，却主要是其个人见解。来氏不满于朱子“象失其传”的说法来知德的《周易集注》，穷二十余年之力体悟易象，将象、数、理、气、图熔为一炉，打开了《周易》研究的新局面。《四库全书总目》说：“其立说专取《系辞》中‘错综其数’以论易象，而以《杂卦》治之……其论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画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错卦之象，有综卦之象，有爻变之象，有占中之象。其注皆先释象义、字义，及错综义来知德的《周易集注》，然后训本卦本爻正义皆由冥心力索，得其端倪，因而参互旁通，自成一说，当时推为绝学。”来氏谓“错”指一卦的阴爻变为阳爻、阳爻变为阴爻，所得的新卦即为原卦的“错卦”；“综”则指一卦的上卦、下卦互换位置；“变”即指一卦的每一爻分别阴阳互变，六爻共形成六变卦；又拈出“中爻”，即将一卦的二、三、四，三、四、五爻重新组合为一个新卦。由于一卦具备错卦、综卦、变卦、中爻之象，所以能左采右获，较为合理地解释《周易》原文，在当时及后世获得巨大影响。
由于影响巨大，《周易集注》在明、清、民国经过数十次刊刻、传抄，版本众多、系统极为混乱。据《年谱》，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易注》刻成后（初刻本已不存），来氏“作一竹室，日订正《易注》于中”，可能是造成版本差异较大的一个原因。综合各家研究者意见，现存各本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一、万历三十八年虎林刻本（十六卷，简称“虎林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台湾图书馆”等有藏）为据初刻本重刻的现存最早刊本，最为珍贵，流传亦最广，后世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崔华刻本、宝廉堂刻本（上海书店一九八八年曾予影印）、四库本都属此系统；二、崇祯间史念冲刻本（简称“史本”），十五卷（无虎林本第十六卷），来源不详，后世亦少翻刻；三、崇祯间刘安刘删芟本（不存），清代朝爽堂（高奣映校定、凌夫惇编订，十五卷、首一卷、末一卷）、敦仁堂、宁远堂、世兴堂、善成堂等刻本出此系统，文字差异极大，且增加大量非来氏所作的易图。二〇一九年中华书局出版王丰先先生点校《周易集注》，以虎林本为底本，以史本、朝爽堂本、宝廉堂本、四库本参校，为目前最佳读本。鉴于台湾藏虎林本《周易集注》后出转精（该本缺《易学六十四卦启蒙》以前部分，以其他虎林本补足），此次整理即据以为底本，而以宝廉堂本、四库本参校，订正错讹（参校本之讳改处较多，一般不予出校）；因史本为明代刻本，偶亦参考；而朝爽堂本系统则文字差异太大，几乎堪称另一部书，不再参考。
《来瞿唐先生日录》，据各篇序，则随成随刻，但单行本已不存。现存有《续修四库全书》所收之万历间重刻本（内篇七卷、外篇五卷，简称“万历本”），以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之道光十一年刻本（十三卷，简称“道光本”）。道光本多出来氏晚年所著《优哉阁稿》一卷，其底本应为比万历本更晚出之本。但该本对来氏指摘朱熹的文句多予删削，且讳改严重，兹仍以万历本为底本，而以道光本校补。来氏学生古之贤等编撰有《太史来瞿唐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五〇册），兹一并予以整理，作为附录。
内文试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