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守让
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地质学家冯景兰和文学史家冯沅君（原名淑兰）是三兄妹。他们三人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可谓“一门三杰”。他们之所以能成长为大家，除了自身努力之外，还在于他们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吴清芝。
因材施教 奖惩有道
冯氏家族是河南省唐河县的一个书香世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是清光绪戊戌科（1898）进士。按照当时的规矩，进士在支付一笔钱后，可以“指省”——自由选择除出身所在省之外的任一省份做官。唐河这一条河流从湖北襄阳进入汉江，沿汉江可直达汉口，相对来说，走水路从唐河到汉口还比较方便，因此，为了就近侍奉老母亲，冯台异选择在湖北为官。
光绪三十年（1904），冯台异在武昌找到一份工作，担任“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当时学校校长由武昌知府梁鼎芬兼任，他长期忙于其他工作，所以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是冯台异。等到事情有了眉目后，冯台异就写信回家，跟老母亲商量，希望夫人吴清芝带着几个小孩——冯友兰、冯景兰和冯沅君三兄妹到武昌来团聚。
经过近十天的水路，吴清芝带着三个小孩终于到达武昌，来到冯台异事先租下的房子落脚。一家人团聚，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三个孩子年纪还小，冯友兰刚刚9岁，冯景兰6岁，冯沅君只有4岁。在唐河家乡的时候，冯友兰上过私塾，读过《诗经》，现在冯景兰也该读书了，而冯沅君还小，尚未到上学的年纪。冯台异当时收入不丰，难以延请老师在家教读。冯家住的地方有小学，但冯台异认为自家是外乡人，口音不同，担心三兄妹和当地孩子相处可能有困难，同时也怕孩子沾染上当地一些学生身上的纨绔习气。于是夫妇俩商量，三兄妹留在家里学习，由母亲吴清芝负责教学。
吴清芝上过几年学，认识一些字，还算得上是一位知识女性。白天，吴清芝教三兄妹读书、写字、背书，晚上冯台异回家后就加以讲解。冯台异的一个幕僚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感慨地说：吾作幕多年，未见太太、少爷有此好学者。”冯台异夫妇采用这样的方法，教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每当学完一本书，吴清芝就奖赏孩子们两枚鸡蛋，或一块五香牛肉，以激发他们对学习的兴趣。
冯家居住的地方离武昌洪山不远，一家人经常在家庭厨师的带领下到洪山游玩。有一次，冯台异要求孩子们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游洪山记”，冯友兰和弟弟冯景兰每人写了一篇。冯台异看到文章后，认为他们无非就是描写了一些风景，没有什么感情寄托，没有做到即景生情、情景交融。为了给儿女们提供写作范本，他自己写了一篇同题文章，叙述了在洪山发生的太平军首克武昌之战的历史故事，并提炼出要立大志、有奋斗精神的主题。这篇文章对于幼小的冯氏兄弟有很大影响，直到老年，他们仍记得非常清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冯台异“得缺”（递补缺额官职），署理崇阳县。冯台异到任后，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夫妇俩专门请来一位教书先生。三兄妹被分成两个班，冯友兰、冯景兰为一个班，冯沅君一人一班。先生只教国文和算术两门功课，在国文方面不读经书，只读古文，古文的范本是吴汝纶的《桐城吴氏古文读本》。古文比经书易懂，而且有声调、有气势，更容易为小孩所接受；每天还要写大字，每周有一次作文。至于算术，就是加减乘除，从头学起。
言传身教 精益求精
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天，冯台异任职不到两年就在任上病逝。11月，冯氏三兄妹不得不随母亲扶柩返乡——唐河县祁仪镇。面对家中的一连串变故，吴清芝临危不乱，沉稳果决。回到唐河后，孩子的读书问题是吴清芝最为忧心的事。她跟伯伯、叔叔商量聘请了一位私塾老师，老师教的内容是传统的儒家经典。一年后，家里重新聘请了一位年纪较轻的教师，他是省里高等学堂的学生，所教的内容有很多新的东西，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这部著作深刻批判了君主制度，体现出启蒙主义精神，开阔了三兄妹的视野。
在家庭私塾学习了两年后，吴清芝对孩子们的学习又有了新的担忧。首先是寻找一位称职的老师极不容易，其次是居家学习这种学习方式并未被纳入正统的教育体系中北大哲学系学习易经，对前途不利。虽然科举制度在清末已被废除，但当时主流还是以科举资格为标准，来衡量人们的学业程度。冯台异经常说，不希望子孙代代出翰林，只希望子孙代代有秀才。吴清芝想，如果长期居家学习，三兄妹在学业上不能顺着教育体系往上攀爬，怎么能实现冯台异的遗愿呢。1910年暑假，唐河县高等小学招生，冯友兰、冯景兰去应考，双双考取。1911年暑假期间，冯友兰同母亲的侄女吴淑贞结婚。冯友兰兄弟返校后不久，唐河县兴办的女子学堂聘请吴清芝担任学监。正是在担任学监期间，她给自己改了名字——清芝。冯友兰，字芝生，其中的“芝”，就是源自母亲的名字——为了铭记母亲的养育之恩。
吴清芝经常唠叨：我最怕男子们投以同情的眼光，所以凡事都要做到最好。”她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尽心尽力，这种对待事业精益求精的精神对三兄妹有很大影响。
为了鼓励老百姓将家中的女孩子送到学校上学，吴清芝将冯沅君和冯友兰的夫人吴淑贞也带到了学堂读书。在她的带动下，很多女孩纷纷前来求学。
1911年下半年，冯友兰和几位堂兄弟坐火车到开封，投考中州公学的中学班。在考试中，他获得了初试第二名、复试第一名的好成绩。但由于校长杨源懋去世，这所学校的发展形势越趋不妙，冯友兰便进入武昌的中华学校（后改名为中华大学）学习。入校不久，他又听说上海的中国公学开始招生，于是又心动了。他回到开封应考，最后被中国公学录取。
1913年暑期，冯友兰回唐河度假，才知道夫人吴淑贞已经病故。同年，经同学介绍，他和任载坤订婚。任载坤是辛亥革命前辈任芝铭先生的三女儿，当时还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任家非常开明，几个女儿都反对包办婚姻，坚持自由恋爱。当时社会还比较封闭，很多人不能理解，甚至对这种开风气之先的家庭颇有非议。但吴清芝不为所动，非常支持他们的婚姻。
1913年，冯景兰考入开封省立第二中学；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后改称哲学系）学习；1916年，冯景兰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吴清芝不仅重视两个儿子的学习，对冯沅君这个女儿也寄予期待。吴清芝鼓励冯沅君：不能徒恃聪明，读书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就像你大哥一样。你大哥虽不如你二哥聪明，但他在不停止地往前走，从不间断，这就厉害。”1916年暑假，冯友兰从北京回家，冯沅君跟随大哥读书。冯友兰在北大学习期间，受老师黄侃的影响，喜欢上了魏晋文章。于是，他就挑选了一些带有魏晋文风的文章给妹妹读。冯沅君是一位聪明的女孩，她不仅能弄懂文章的内容，还能模拟这些文章的语言和风格，创作出带有魏晋文风的文章来，这为她日后走上文学创作和研究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7年暑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专修科招收新生，冯沅君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想去报考。其时，冯沅君已经十六七岁，按照风俗习惯，她应该准备出嫁，然后侍奉公婆、相夫教子。但她渴望读书，她对母亲说：“如果是说我花钱，我将来什么也不要。”意思是将来出嫁时不要嫁妆，把钱拿来读书。吴清芝一如既往地开明，排除纷扰，坚决支持冯沅君参加考试。暑假后，三兄妹一起赴京，兄长读书，妹妹考试。冯沅君不负众望，终于如愿以偿。
思想开明 儿女后盾
1918年6月，冯友兰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偕同任载坤返回开封结婚。婚后他们回到唐河老家，当时有人说，这次任载坤见到婆婆吴清芝，婆婆一定会将她留在自己身边。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回去几天，吴清芝就多次催促他们早日离开。她说：“我不要媳妇在家帮助照料，也不要媳妇在我面前伺候，我不要媳妇这样，我只希望你们在外面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9月，冯友兰在河南省立第一工业学校担任语文和修身教员，任载坤在河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担任预科算术教员。
冯景兰从小就树立了科学救国的理想，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来为祖国服务。1918年夏天，冯景兰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以北大肄业生的身份参加河南省政府举行的留学资格考试，最终考取公费赴美留学的资格，进入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矿山地质。1921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矿床学、岩石学和地文学。
1920年1月，冯友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师从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两兄弟同在一所大学学习，实现了母亲的心愿。1923年，冯景兰获硕士学位；冯友兰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兄弟俩经由加拿大回国，同在开封中州大学（今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前身）任教：冯友兰任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冯景兰任讲师，后来担任教授和矿物地质系主任。
在赴美留学之前，冯友兰已育有一女，冯景兰也有一儿一女，这几个孩子都跟随祖母留在唐河。经过几年的分离，一大家子终于在开封团圆，和和美美，其乐融融。
当时，一位叫傅佩青的老师在北京兼任几所大学的哲学课程，每月收入可达四五百元，但因有事要离开，他希望冯友兰能代替他接下这份教职。吴清芝知道情况后，跟冯友兰说：中州大学前好久就请你了，你也答应他们了，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刚回来就变卦，这可不好。”冯友兰听从母亲的意见，谢绝了傅佩青的请求。
两个哥哥学有所成，做妹妹的也毫不逊色。1922年夏，冯沅君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专修科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做研究生。从1923年起，冯沅君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了《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等小说。1926年，这四篇小说结集以《卷葹》为题出版，被收入鲁迅主编的“乌合丛书”。
吴清芝随两个儿子住在开封，写信给在北大研究院学习的冯沅君，要她回家探亲。先前，冯沅君在家乡和一位同乡有过婚约，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求学期间，冯沅君生怕男方提出结婚的要求，以至于六个暑假都不回家。在外读书期间，冯沅君与一个名叫王品青的青年建立了恋爱关系，虽然这段关系并未维持多久——在两位兄长的劝说下，吴清芝同意了冯沅君的意见，推掉了包办的婚约，从而解除了冯沅君长期存在的心理压力。
1926年，冯友兰进入燕京大学任教；1928年，他开始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开始写《中国哲学史》。1927年，冯景兰在广东考察时发现了红黄色砂质岩经过风化后形成的一种特殊地文现象，他把这种现象命名为“丹霞地貌”，这一命名沿用至今。1929年，冯景兰担任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教授；1933年起，担任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不久兼任地学系系主任。
1925年夏天，冯沅君从北大研究所毕业，曾在南京的金陵大学等学校任教。1927年，她的未婚夫陆侃如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他们双双赴上海，在暨南大学和中国公学大学部任教。两人确定恋爱关系时，冯沅君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冯友兰，冯友兰并不是很满意这桩婚事，他写信将此事告诉母亲，母亲也反对。
两人最终能走到一起，胡适起到了关键作用。胡适带着冯沅君和陆侃如去找冯友兰，在冯友兰面前，胡适毕竟属于长辈，看在胡适的份上，冯友兰答应了这桩婚事，并承诺去做母亲的工作，后来吴清芝也同意了这门婚事。1929年1月，冯沅君和陆侃如在上海结婚，冯友兰主持了这场婚礼。陆侃如年轻时在学术上就崭露头角，上世纪50年代被评为一级教授，是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
1932年，冯沅君、陆侃如赴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求学；193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陆侃如进入燕京大学任教，冯沅君则进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直到抗战爆发。
退守后方 料理家产
1928年，冯友兰受校长罗家伦邀请，担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这年7月，吴清芝从开封来到北京，住在儿女的身边，帮他们料理家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岌岌可危。冯友兰和冯景兰作为清华大学教授，要跟随学校师生南迁。吴清芝想回老家唐河去，她跟儿子媳妇们说：我要回家去，照料家里的那一点财产。你们在外边干得也都还不错。在你们小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你们会有这个样子。你们的收入，你们自己支配，我不向你们要钱，你们也别向我要钱。我回去看守住那一点财产，作为你们的退步，你们如果在外边站不住了，回去还有碗饭吃。”她交代完就回老家了。在唐河期间，她将田产分为两部分，想着万一冯友兰、冯景兰回来还有得耕种。
抗战时期，冯沅君夫妇颠沛流离，在西南大地上东奔西走。1938年初，冯沅君和陆侃如离开北平，取道上海、香港，经过越南河内，到达昆明。后来辗转于广州、粤西，四川峨眉等地。1942年，他们重返四川，双双进入已迁到四川三台县的东北大学任教，度过了几年相对安逸的学者生涯。
1944年，吴清芝在唐河逝世。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冯友兰、冯景兰接到家里的电报后，立刻从昆明出发，赶回老家。当时，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原板荡，路途艰险，身在西南的冯沅君没有跟随两位兄长回家奔丧。冯氏兄弟从昆明坐飞机到重庆，上轮船顺流而下到宜昌，从宜昌上游的三斗坪对岸上岸，翻山越岭两三天，才走出山区，然后乘渡船过汉水，到达湖北老河口。第二天，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才到达唐河县城。从唐河县城坐牛车，走一天，才终于到达祁仪镇老家。兄弟俩一路颠簸转徙，辛苦异常，然而走进家门，只见灵柩在堂，一灯荧然，心情之悲痛，难以言表。
冯友兰按照家乡传统为母亲举行葬礼，因为当时仍处于战争状态，冯友兰还向亲朋友好寄出讣闻。在无限哀思中，冯友兰以弟妹的名义为母亲撰写了《祭母文》和《先妣吴太夫人行状》。在《祭母文》中，他赞誉道：“惟吾母之懿质，集诸德之大成”；在《先妣吴太夫人行状》中，他回忆了母亲多年来对三兄妹的成长所花费的心血，内心充满感激之情：“平生喜人读书，尤喜子女读书……先妣治家之余，亲自教子女读……一二年间，友兰读毕《周易》《左传》《礼记》北大哲学系学习易经，景兰读毕《诗经》《书经》，妹淑兰读毕‘四书’。”
冯沅君对于母亲生不能赡养、死不能临殡感到非常悲痛。1945年12月，她在《古剧说汇》一书的自序中写道：“当我开始整理稿件时，我的母亲已在故乡病倒了，不久她便与世长辞。生不能养，殁不与葬，从前清光绪三十四年丧父后，这是我遭遇的最悲痛的事。”1947年元月，《古剧说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为了纪念母亲，冯沅君将全部稿费捐赠给了河南大学文学院。她在给校方的信中说：先母平生特重女子教育，兹承其遗志，以鬻文所得二百万元，在贵校文学院设置‘唐河冯太夫人奖学金’，藉资纪念。”吴清芝与子女之间的感情之深厚，可见一斑。
（作者系文史学者）